導語

在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麓的瑞詩凱詩（Rishikesh），恒河水流經這片被稱為“世界瑜伽之都”的圣城時，晨霧中總漂浮著低沉的梵唱。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遺址出土的泥板上，清晰刻畫著類似“樹式”“坐姿冥想”的圖案，印證著瑜伽作為遠古身心實踐的存在。1893年9月11日，29歲的印度僧人辨喜（Swami Vivekananda）身著藏紅花僧袍，在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上以“兄弟姐妹們”的平等稱謂開場，其演講《印度教的理想與現(xiàn)實》震動全場，《紐約時報》次日以《東方智者點燃西方靈性之火》為題，報道這位“來自恒河的哲人”如何用英語詮釋瑜伽的普世性——“它不是某一宗教的私有財產，而是人類探索心靈自由的共同遺產”。如今，當紐約曼哈頓的白領在42層落地窗前練習阿斯湯加瑜伽，當上海豫園旁的老茶館推出“禪茶瑜伽”體驗課，這項跨越五千年的古老智慧，正以“健身運動”“文化符號”“精神療法”等多元面貌，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樣本。值此國際瑜伽日，讓我們沿著歷史脈絡，解碼瑜伽的全球化密碼。

一、從神廟到都市：瑜伽的現(xiàn)代化歷史軌跡

（一）神智學運動與早期西方認知

19世紀末的西方社會正經歷工業(yè)革命后的精神空虛，神智學運動（Theosophy）應運而生。1875年，俄國移民海倫娜·布拉瓦茨基（Helena Blavatsky）在紐約創(chuàng)立神智學會，其著作《秘密教義》宣稱“東方智慧是解開宇宙真理的鑰匙”，掀起西方對印度哲學、佛教冥想的系統(tǒng)性探尋。德國學者海因里?！R默（Heinrich Zimmer）耗時十年譯注《印度哲學》，將瑜伽八支理論拆解為“心理訓練-生理調控-宇宙認知”的現(xiàn)代學科框架，被《泰晤士報》評價為“為東方神秘主義裝上西方理性的齒輪”。瑞士心理學家卡爾·榮格（Carl Jung）在1929年與漢學家衛(wèi)禮賢合譯《金花的秘密》，直言“瑜伽的冥想實踐與分析心理學的無意識理論形成跨時空共振”，其蘇黎世診所甚至將冥想納入治療方案。

英國語言學家馬克斯·繆勒（Max Müller）主持的《東方圣書》系列翻譯工程（1879-1904）具有里程碑意義，其中1903年出版的《瑜伽經》英譯本首次完整呈現(xiàn)“制戒、內制、體式、調息、制感、專注、冥想、三摩地”的八支體系，引發(fā)劍橋大學“東方學”研究熱潮。與此同時，《西藏度亡經》的西方譯介（如1927年沃爾特·埃文斯-溫茲譯本）引發(fā)公眾對“東方死亡哲學”的獵奇，《紐約客》曾以《瑜伽：從恒河到哈佛的靈魂之旅》為題，報道哈佛大學生物系教授試圖用腦電圖記錄冥想者的“瀕死體驗”。盡管神智學運動后期被科學共同體斥為“偽科學”，但其培養(yǎng)的學術群體——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瑜伽研究小組，為1930年代辨喜的訪美傳播埋下伏筆。

（二）辨喜的跨洋傳播與形象轉折

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上，辨喜的演講策略充滿文化適應智慧：他刻意淡化瑜伽與印度教密宗的關聯(lián)，將其提煉為“通過控制意識波動實現(xiàn)精神自由”的普世實踐，并巧妙引用《圣經》金句“你們要進窄門”類比瑜伽修行的專注性。這場演講可以說是瑜伽在西方傳播的轉折點。在演講成功后，辨喜開始系統(tǒng)性在美國傳播瑜伽及印度思想。1895年，辨喜在紐約千島公園建立首個西方瑜伽中心，首批學員包括石油大亨約翰·D.洛克菲勒（John D. Rockefeller）及其夫人勞拉，后者在日記中寫道：“瑜伽的呼吸法讓我在曼哈頓的喧囂中找到內在平靜?！?/p>

然而瑜伽形象的發(fā)展也并非總是如初始那般平靜，1911年法國冒險家皮埃爾·阿諾德·伯納德（Pierre Arnold Bernard）的丑聞徹底扭轉了瑜伽形象。這位自稱“西藏密宗大師”的江湖騙子在紐約開設“梵語學院”，以“靈修”名義誘騙女性信徒，《紐約世界報》以《密宗儀式驚現(xiàn)死尸與少女》為題連篇累牘報道，盡管最終因證據(jù)不足撤訴，但“瑜伽=淫亂儀式”的污名化標簽迅速蔓延。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《排外法案》修正案，將印度瑜伽師納入“不受歡迎的亞洲移民”范疇，直至1965年《移民與國籍法》修訂，才解除對印度宗教人士的入境限制。這一時期唯一例外是尤加南達（Paramahansa Yogananda），其1946年出版的《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》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，用“東方哲人的美國夢”敘事軟化了公眾偏見。

（三）身體瑜伽的科學化與商業(yè)化轉型

20世紀中葉，兩位關鍵人物推動了瑜伽向“身體實踐”轉型：帕塔比·喬伊斯（K.Pattabhi Jois）與艾揚格（B. K. S. Iyengar）均師從瑜伽大師克里希納瑪查里亞（Krishnamacharya），致力于將瑜伽納入準醫(yī)學框架。喬伊斯創(chuàng)立阿斯湯加流瑜伽（Ashtanga Vinyasa Yoga），強調“有節(jié)奏、有序變換體式”的有氧運動屬性，其1975年訪美后，在加利福尼亞州開設工作坊，吸引好萊塢明星與運動愛好者。同期發(fā)行的《瑜伽雜志》（Yoga Journal）內容顯示，1970年代美國瑜伽教學已基本剝離“超然性”元素，聚焦身體力量訓練。

艾揚格在英國的傳播路徑更具醫(yī)學色彩：因幼年疾病經歷，他開發(fā)出借助磚塊、伸展帶等工具的精準順位體系，1966年出版的《瑜伽之光》（Light on Yoga）以600余幅解剖圖標注體式細節(jié)，成為瑜伽體式標準化的重要文獻。1969年，內倫敦教育局（ILEA）將艾揚格瑜伽納入體育課程，明確“只教授體式與調息，摒棄冥想等精神內容”。這種“去神秘化”策略使瑜伽快速融入西方教育體系，但也導致傳統(tǒng)哲學內涵流失——如《哈達瑜伽經》中“身心一體”的修行目標被簡化為“身體塑形”。

伴隨1960年代新紀元運動（New Age Movement）興起，瑜伽因“結合東方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科學”的形象再度升溫。這場源自西方物質主義危機的思潮，將瑜伽冥想視為“重構人與自然精神和諧”的路徑，艾揚格瑜伽與阿斯湯加瑜伽因“可通過心理學解釋效果”成為主流。1980年代“里根-撒切爾主義”推動個人主義與健身熱潮，兩類瑜伽進一步商業(yè)化：喬伊斯的弟子在洛杉磯創(chuàng)立高端瑜伽品牌，艾揚格則通過全球巡回工作坊建立權威體系，至此瑜伽徹底完成“從靈修到健身”的形態(tài)蛻變。

（四）中國本土化實踐：從健身到文化融合

1980年代，瑜伽通過多元渠道進入中國公眾視野：1981年《世界科學》譯介美國論文《瑜伽與生物反饋療法》，成為中國知網（CNKI）最早的瑜伽研究文獻；1985年起，由張蕙蘭主講的《蕙蘭瑜伽》系列節(jié)目，在中央電視臺一臺和二臺以每周7天、每天2至3次的高頻率播出，持續(xù)至2000年，每日收看量達數(shù)億人次，收獲極高收視率，讓瑜伽走入千家萬戶。同一時期，《南亞研究》期刊發(fā)表《論早期瑜伽派的學說及其特點》，顯示學界開始關注瑜伽的哲學背景。據(jù)2000年前論文統(tǒng)計，中國瑜伽研究主要分布在宗教、體育、中醫(yī)學等領域，反映出初期認知兼具“健身屬性”與“文化獵奇”特征。

2000年后，瑜伽在中國呈現(xiàn)出爆發(fā)式增長態(tài)勢。以中國知網的數(shù)據(jù)為例，“瑜伽教學”主題論文數(shù)量在2014年達到年度峰值（圖1）。高校體育課程紛紛引入瑜伽模塊，商業(yè)瑜伽館也大量涌現(xiàn)。本土化創(chuàng)新成果不斷涌現(xiàn)，北京體育大學創(chuàng)編了“太極瑜伽”，將太極拳的“棚捋擠按”技法與瑜伽拜日式相結合；上海中醫(yī)藥大學開發(fā)出“經絡瑜伽”，在體式中融入穴位按摩理念。不過，行業(yè)的快速擴張也滋生了諸多亂象。依據(jù)2023年首屆國際體育科學大會中發(fā)表的《國內瑜伽產業(yè)發(fā)展的困境與紓解》一文，國內瑜伽產業(yè)面臨“行業(yè)秩序混亂、政策法規(guī)滯后”等問題。

圖1：以“瑜伽”為主題，中國知網生成的相關主題發(fā)文量趨勢圖，2025.5.20

從傳播路徑看，中國接受的瑜伽已是“祛魅化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僅保留體式與呼吸法，剝離宗教與哲學內核。這種“健身化”轉向雖擴大受眾基礎，但也引發(fā)了反思：如艾揚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強調心靈瑜伽的重要性，中國部分學者呼吁避免“過度世俗化”，在推廣身體鍛煉的同時，可借鑒“禪修瑜伽”等形式，探索傳統(tǒng)精神內涵與現(xiàn)代生活的結合可能。換言之，要從“中道”出發(fā)，既保留瑜伽的傳統(tǒng)精神，又適應現(xiàn)代生活需求。

二、瑜伽現(xiàn)代化的特征與挑戰(zhàn)

（一）四大核心特征：都市化、商業(yè)化、科學化、健身化

瑜伽現(xiàn)代化進程呈現(xiàn)顯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，傳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帕塔比·喬伊斯選擇美國加州（洛杉磯、舊金山）、艾揚格以英國倫敦為基地，通過開設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產。這種選址策略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西方城市化進程高度契合——工業(yè)革命后都市人群對身心調節(jié)的需求，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
“商業(yè)化運作”貫穿瑜伽傳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，西方涌現(xiàn)出首批瑜伽商業(yè)品牌，如美國“Integral Yoga”與英國“Yoga for Health”，通過發(fā)行教學錄像帶、開設連鎖課程盈利。及至21世紀，瑜伽產業(yè)形成完整鏈條：Lululemon等品牌通過瑜伽服飾銷售、線上課程訂閱、線下社群活動，構建年產值超百億美元的商業(yè)帝國。而在商業(yè)化運作也是瑜伽經科學化改造后，人們得以接受這種運動的結果。

“科學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壘的關鍵。1972年《科學美國人》發(fā)表《冥想的生理學》，證實超驗冥想可引發(fā)清醒的低代謝狀態(tài)，包括氧氣消耗、血乳酸水平下降等特征，與睡眠、催眠等狀態(tài)有顯著差異；1976年《柳葉刀》刊登高血壓患者對照實驗，顯示超驗冥想練習者在12周后血壓顯著下降，部分效果持續(xù)至6個月后。這些研究為瑜伽貼上“科學健身”標簽，推動其進入主流醫(yī)療體系。

“健身化轉向”則是瑜伽現(xiàn)代化最直觀的結果。1980年代后，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課程僅保留體式訓練，冥想環(huán)節(jié)被簡化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國體育課程在接納艾揚格瑜伽時，明確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內制”等倫理規(guī)范；阿斯湯加瑜伽通過好萊塢明星簡·方達的推廣，成為“塑形減脂”的代名詞。這種轉型使瑜伽受眾從“小眾靈修者”擴展至全球3億健身愛好者，但也導致《瑜伽經》中“八支體系”的完整性喪失。

（二）文化沖突與傳承困境

1.科學與人文的張力

現(xiàn)代瑜伽的“科學化”以犧牲精神內涵為代價?！豆_瑜伽經》開宗明義指出，體式是“通往心靈修行的階梯”，但當代瑜伽教學中僅有極小部分包含冥想指導。這雖與冥想練習的專業(yè)性有關，但更多的是對其忽視的結果。艾揚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評：“當我們用解剖學分析體式時，卻忘記瑜伽的本質是控制心的波動?！边@種割裂在腦科學研究中尤為明顯——fMRI掃描顯示，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認模式網絡（DMN，即大腦在靜息狀態(tài)下活躍的神經網絡）與傳統(tǒng)“開悟”體驗相關，但現(xiàn)代課程極少闡釋這種神經機制的哲學意義。

2.商業(yè)化與純粹性的沖突

商業(yè)化催生“導師權威”的異化。1911年皮埃爾·伯納德的丑聞、2019年阿斯湯加創(chuàng)始人喬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，暴露了“靈修導師”制度與現(xiàn)代法治的沖突。商業(yè)利益驅動下，部分機構刻意強化“大師崇拜”，如熱瑜伽創(chuàng)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學員簽署“絕對服從協(xié)議”，最終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訴。

3.本土化適應難題

西方對瑜伽的“創(chuàng)造性誤讀”貫穿其近代傳播史。神智學運動將瑜伽簡化為“東方神秘主義技法”，辨喜的“普世哲學”包裝實則剝離其印度教根系，而中國“太極瑜伽”等創(chuàng)新雖融合本土元素，但其可能依舊停留在“傳統(tǒng)符號的表面拼貼”，而并未進入文明交流以及哲學對話的層面。這種適應過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，導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現(xiàn)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，它仍與宗教儀式緊密關聯(lián)；在歐美，它是純粹的健身活動；在中國，它則兼具養(yǎng)生與時尚標簽。

三、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傳播啟示

瑜伽的現(xiàn)代化歷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全球化中的獨特傳播邏輯：它既非單向度的“西方化”，也不是原教旨主義的“文化固守”，而是通過持續(xù)的“創(chuàng)造性轉譯”實現(xiàn)跨文明對話，其核心在于通過“文化融合與本土化”“科學化與現(xiàn)代化”及“文化傳播與社會參與”實現(xiàn)跨文明對話與時代適應性轉型。這一過程對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走出去具有啟示價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講，將《瑜伽經》的“制心一處”與西方心理學的“意識控制”對接；艾揚格用解剖學語言重構體式體系，使瑜伽成為可被現(xiàn)代科學解釋的身心技術。這種“文化轉碼”策略，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質的同時，突破地域與信仰的邊界。

“文化融合與本土化”是貫穿瑜伽傳播始終的模式。早期西方對印度文化的主動了解，中期印度僧人針對西方“物質側重”調整傳播策略，后期以科學化、健身化完成現(xiàn)代化改造?！翱茖W化與現(xiàn)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壘的關鍵策略。醫(yī)學與心理學研究（如《科學美國人》《柳葉刀》的實驗）證實其生理心理效益，借助媒體傳播獲得西方主流社會認同。在“文化傳播與社會參與”層面，瑜伽的全球化傳播既依賴其在公益、精神修養(yǎng)領域的功能發(fā)揮，也得益于新媒體時代的形象管理。

在當代，瑜伽更成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典型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業(yè)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團為員工開設包含冥想與梵唱的減壓課程，將傳統(tǒng)靈性實踐轉化為現(xiàn)代職場健康方案；日本出現(xiàn)“日本瑜伽”或稱“心身統(tǒng)一道”，隨著季節(jié)的改變而轉變所練習的動作；非洲國家則結合部落舞蹈節(jié)奏，創(chuàng)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“科米特瑜伽（KemeticYoga）”。這些實踐表明，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為標準化的健身模塊，又可承載不同文明的價值表達。

綜上，瑜伽的現(xiàn)代化路徑表明，文化傳播的核心在于“動態(tài)適應性”——在保持傳統(tǒng)精髓的前提下，通過文化轉譯、科學闡釋和社會參與等方式，實現(xiàn)與現(xiàn)代社會的和諧共生。這為我國文化傳播提供了鏡鑒：唯有主動回應時代需求、平衡多元價值、遵守法律倫理，才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中，推動傳統(tǒng)文化復興與傳播，助力社會進步。

四、結語：在文明互鑒中守護文化基因

從恒河岸邊的冥想石到上海外灘的瑜伽館，瑜伽的現(xiàn)代化歷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復興密碼：文化傳播不是單向度的輸出，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重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學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壘”，以商業(yè)運作擴大影響力，卻也因過度世俗化面臨“靈魂失落”。對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而言，瑜伽的啟示不僅是方法論層面的“適應策略”，更是價值觀層面的“平衡藝術”——在保持傳統(tǒng)精髓與擁抱現(xiàn)代性之間，在服務社會與堅守超越性之間，找到屬于中國傳統(tǒng)的“中道”。

正如艾揚格晚年在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強調心靈瑜伽的重要性，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傳播終將回歸本質：真正的文明對話，是讓古老智慧在現(xiàn)代土壤中扎根，而非讓現(xiàn)代性吞噬文明的靈魂。值此國際瑜伽日，或許我們更應思考：當身體在瑜伽墊上舒展時，如何讓精神也找到歸家的路徑？而在技術割裂與意識形態(tài)沖突的當下，瑜伽的呼吸法蘊含了深層啟示：吸氣與呼氣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納新，身體的伸展折疊恰似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國際瑜伽日主題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（瑜伽，讓地球共生，令健康同在）揭示了其終極價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，而是如瑜伽“樹式”般深扎地球，渴求全人類的福祉。